我們的時代，已經見證了由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價值正在發展成為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它不僅或降下或提升人們的政治權利使之達到普遍而整齊的水平，而且以為通過外在的規范和消除社會差異就能消除一切不幸——在這樣一個時代，要想將構成民族的各種要素完全統一起來，確確實實是一份出力不討好的工作。盡管說起來，每個人在法律面前應該完全平等，每個人都應該有其政治投票權，應該沒有人以其生來就有的社會地位和特權而不公正地凌駕于其同胞之上，等等，都無疑是件好事。然而，當人們把平等的理念延伸到生活的其他領域時，它就變得不那么美妙了。人們只有基于一種很朦朧的幻象，或從一定的距離之外很朦朧地看待人類社會，才能接受這樣一種觀點——通過對生活的統一規范，統一地分享幸福是能夠實現的。如果一個人真的相信這樣的理念——例如，相同的收入，或同樣的生存機遇，就必然具有大致相同的關于所有這一切的意義判斷，那么，他顯然是在自欺欺人了。但是，對于所有那些更注重內在精神生活而不是外部物質利益的人來說，這樣一個立法者將如何作為呢？如果他要實現上述的目標，他將不得不至少給予某個人以相當于另一個人兩倍的東西，因為對這個人，它具有很大的意義，而對另一個人來說，則幾乎沒什么意義。這種由于人的心理差異所造成的難題，將是在關于給人類社會提供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能量問題上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其重要性遠超過社會立法。所以說，人的差異性可以很好地服務于有用的目的。這些差異涉及對幸福的如此迥然不同的要求，以至于甚至最圓滿的立法也決不能使他們得到真正的滿足。也不可能設想出普遍的外在的實現形式。它可能看起來公平和公正，但其實并不涉及一種類型的人對另外類型的人的所謂不公正問題。盡管事實上如此，還是有形形色色的熱心人——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和宗教人士——不斷地力圖去發現那些普遍的、統一的外在途徑——以為那一切將意味著為人們提供出更普遍的實現幸福的機會，而在我看來，這一切則是與那種過于狹隘地以為與事實為導向的普遍的生活態度緊密相連的。在這里，除了提醒人們以外，不可能對這一深遠的問題做更多的考察，因為這一主題不屬于我們討論的范圍。在此，我們所關注的只是心理學問題。不同類型的態度有著不同的優先次序。這一事實不僅對于心理學，而且對于所有相關的科學領域和生活都有重要影響，因為人類心理是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角色。例如，一般的人類知識水平都能直接認識到，每一種哲學——不只是哲學史——都是建立在個人心理學的先決條件基礎之上的。如果完全從一種真正的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先決條件可能是純粹的個體本性，而且通常地會被看作如此。因為它已經總是被想當然地認為如此，我們已經由此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視為個體偏見的東西在任何情境下都確定并非如此。因為正在探索的哲學家的立場常常是過分自夸，夸耀自己有非常壯觀的追隨者。他的立場之所以被這些人接受，不是因為他們盲目地與他形成共鳴，而是由于這正是某種他們充分理解和欣賞的東西。如果哲學家的立場只是在個體的意義上被確立起來的，那么，就完全不可能有這樣一種理解，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可以相當肯定的是，他既不會被充分理解，也甚至不能被人們所接受。因此，這種被他的追隨者所理解和欣賞的立場的特征，必然與一種典型的個人態度相對應——它在人類社會中可以發現許多有著同樣或相似形式的代表。在通常情況下，雙方都作為騷擾者彼此相互攻擊只是外在的表象，實質上雙方都一直在其對手的個人防線中尋求結合點。這樣一種爭辯，難得有什么成果。這同樣是一種規律。如果這種爭奪被轉換到心理學領域，那它就顯然具有更大的價值，因為它實際上就發源于此。這種變換將很快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心理態度存在，其中每一種都有權存在，盡管這必然會導致各種互不相容的理論出現。只要人們試圖通過外在妥協的形式來消除這種爭論，人們就只能滿足于那種從未有理論興趣的淺薄頭腦的最低級要求。在我看來，只有當天生的心理先決條件的多樣性獲得承認之時，才能達到真正的理解。
事實上，經常且突出地出現于人們實踐活動中的現象是，除了他自己固有的立場以外，一個人幾乎不可能更多地理解和認可任何其他的立場。在更小的事情上，流行的淺薄、并不常有的縱容和容忍，以及同樣罕見的友善，可能有助于在由于缺乏理解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裂縫上架設起橋梁。但是，在更重要的事情特別是那些關系到該類型的理想問題上，似乎不可能達成共識，這也可以視為一種規律。沖突和誤解無疑是人類生活悲喜劇中經常發生的現象，但依然不可否認的是，文明的發展已經從最強者的特權達到法律的確立，由此確立起正義和規范的權利——其地位遠遠超越于競爭的黨派之上。
我深信，能夠在對態度類型的認識中找到相互沖突的各種觀點調節的基礎。我所說的認識不僅是指承認這些類型的存在，而且還必須正視這樣一種事實，即每個人都如此被局限于他所屬的類型，以至于如果缺乏對這一深刻要求的認識，他就根本不能完全理解另一個人的立場，對其他人立場的侵犯在實踐上就變得不可避免。正如法律制約著處于較量中的政黨聚集時不得相互直接侵犯，將他們的相互要求交托于正義之法和公正的裁決一樣，按照這一原則，每一種類型，都意識到他自身的偏好，必然避免對與他相反的類型無禮、猜疑和價值上貶損。通過對態度類型、其顯現形式及其基本特征等問題的考察，我渴望著為我的讀者描述多元人生觀的圖景，希望這樣一來，我能對有著幾乎無限多樣的形式和層次內涵的個體心理學貢獻綿薄之力。我堅信，沒有人會從我關于類型的描述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以為我相信我所描述的四種或八種類型就是曾經存在過的僅有的類型。如果是那樣，那無疑是嚴重的誤解。因為我毫不懷疑，一個人對其所遇到的各種態度所做的區分，對另外一個人來說，也可以從他的觀點出發進行不同的思考和劃分。實際上，這一研究也包含了一些關于另外的可能性的揭示，例如，根據活動的要素所做的劃分。但是，無論確立類型所依據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對各種習慣態度形式加以比較就必然會導致同樣數量的心理類型理論的誕生。
不過，很容易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而不只是這里所采用的一種角度，來認識所存在的各種態度，但確然很難提出論據去否定心理類型的存在。我毫無疑問地堅信，我的對手們將殫精竭慮地想從科學議程中排除對類型問題的探究。因為，對于每一種在關于復雜的心理過程問題上假裝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論來說，至少可以這樣說，類型問題是一個非常不受歡迎的障礙。每一種自然科學理論往往都預先假設同一種根本性質，作為對這一原則的追隨和類比，每一種關于復雜的心理過程的理論也預先假設了一種統一的人類心理。但是，心理學在其概念的創設方面有其特殊性，心理過程不僅僅只是對象，它同時也是主體。因此，如果人們設想，在每一個個體那里，其主體都是同一個，那么他也就能設想，創設概念的主觀過程也必然是同一個。然而，情況不是如此，這已為在關于復雜心理過程的本質問題上竟同時存在著各種相互歧異的觀點這一事實所充分證明。很自然地，一種新的理論總會傾向于設想所有其他的觀點都是錯誤的，而且，這通常純粹是由于這樣一個事實——該理論的提出者具有一種不同于其前輩的看問題的觀點而已。他并未意識到，他所理解的心理學是“他的”心理學，說得更準確一些，是他的類型心理學。因此，他假定，關于作為他的考察對象的心理過程，只能有一種真實的解釋，即是說，只能與他的類型相一致。所有其他的觀點——我說的是幾乎所有七種其他的觀點——對他來說，只是錯誤而已。在它們之后，只有像他的理論那樣才是真理。因此，基于對他自身理論的有效性的考慮，他將開始意識到其理論與人類心理類型理論之間有著強烈的、不難想見的抵牾，因為由此他的概念喪失了八分之七的真理性。這樣一來，除了他自身的理論以外，他將不得不將關于同樣過程的另外七種理論同樣看作真理，或至少視為具有與他的理論同樣價值的第二種理論。
我也完全確信，自然過程很大程度上獨立于人類心理之外，因而只能作為人類心理的對象，且只能有一種真實的解釋。但是，我同樣確信，復雜的心理過程不能歸結為任何客觀的表現形式，我必然只能支持這樣的解釋：從主體性的角度說，它乃是自我形成的，即是說，概念的創設者只能根據他力圖要解釋的心理過程來創設這樣一個概念。然而，只有當它在正在思想的主體自身之中與將要解釋的過程相一致時，該概念才能是與之相應的。如果要解釋的過程在主體自身那里既沒有任何實在性，也沒有它的任何類比物，那他將面臨著一個完全難解之謎，他將只得將這一問題留給某個親身經歷過該過程的人去解釋?；孟缶烤故侨绾萎a生的？我決不能由任何客觀性描述將此帶入經驗；因此，只有當我理解了它之后，才能解釋它的起源。不過，在那種所謂“像我一樣理解它”的活動中，總是隱含著偏好，因為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我的解釋也是從幻象呈現給我自己的過程中發展而來的。但是，誰讓我有權設想在每一個其他的人那里，該幻象產生的過程也有著一致的，甚至相似的表現形式？
為明顯的公正起見，人們會以例證說明每個時代和每個地方的人類心理的共通性，以此作為支持有著主觀色彩的判斷必然具有普遍性的觀點之論據。我本人是徹底地確信人類心理具有共通性，實際上在我的集體無意識概念之中就包含著這樣的思想，作為一種普遍和共通的基質，這種共通性甚至可以擴展到世界范圍的統一性或神話與童話的相似性。由此看來，美國南方的黑人會夢到希臘神話的題材，一個瑞士雜貨店的學徒會在其患上精神病時，腦海中出現古埃及人靈知的幻象。
不過，有意識心理的同樣巨大的差別，也以極其鮮明的形式從這種根本的統一性那里脫穎而出。古代人——如狄密斯托克利主宰下的雅典人——的意識，與現代歐洲人意識之間的距離，相差豈止萬里！一個學富五車的教授的意識與其配偶的意識相比，距離也何其之大！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存在著意識的統一性，我們現在的世界會是怎樣一種面貌？不，這種有意識心理的統一性理念是一個學究式的妄想。毫無疑問，如果你向學生教導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將大學教育簡單化；一旦面對現實，就會化為烏有。除了個體的差異性之外——其最深層的本性由于顯著的距離而與其鄰居隔絕，各種類型作為個體所屬的層次，也在很大程度上將個體本身相互區分開來。所有這一切，都只能歸因于就總體而言各種不同類型之間所存在的差異。
為了揭示人類心理的統一性，我必須向下進一步深入到意識的真正根基之處。只有這樣，我才能發現那里的一切究竟像什么。當我以此為基點建立一種將所有這一切都聯系起來的理論時，我就是從它的根基和起源之處來解釋心理問題的。但是，這樣一來，我的解釋就完全忽略了那種存在于其歷史的和個體的差異之中的要素。在這樣一種理論中，我撇開了關于有意識心理的心理學考察。由此，我實際上否定了心理的整個其他方面，即是說，否定了它與原始胚芽狀態的區別。我在實踐上是將人還原為其種系發生意義上的原型，或將他化解為其基本的過程。而當我將他從這種還原中擺脫出來予以重建時，在前一種情況下，出現的是類人猿，而在后一種情況下，則意味著各種基本過程的匯聚，其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將只能形成一種無目的和無意義的彼此相反的活動。
毋庸置疑，這種建立在相通性基礎上的關于心理現象的解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如果我希望使這幅描繪心理的圖畫變得圓滿完備，我就必須記住心理多樣性這一事實，因為個體的有意識心理不僅具有心理的一般本性，也同樣有著無意識的基礎。因此之故，在我的概念建構中，我同樣有理由從心理相互差異這一事實出發，也有理由從同樣的角度來認識其過程——以前我是從統一性的角度去理解，而現在則轉而從差異性的立場來認識它。由于相通性概念現在對我來說，變得沒有意義，只是單純的集合而已，實際上，每一個事物都包含著一種特殊的價值。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問題，我總是朝著客觀的目標展望，而再也不是去尋找事物所由來的源泉；在前一種認識中，我從未讓自己被目標困擾過，而只是為起源問題所累。因此，我能用兩種對立的且相互排斥的理論來解釋同一個心理過程，對于任何一方，我都不堅持認為它是錯誤的，因為當其中一方的正確性由心理的統一性所證實時，而另一方的真理性則只能到心理的差異性那里尋找證明。
然而在這里，無論是對非專業的公眾來說，還是對科學界來說，我在早期著作（《無意識心理學》）中曾如此著重闡述過的巨大困難又開始出現了，因為它，很多其他才華橫溢的人遭到嚴重的挫?。ㄟ@為他們所遭遇到的理由不充足的批評所證明）。因為我試圖以具體材料所揭示的一種觀點，也同樣適用于另外的觀點。但既然現實——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那樣——既不存在于理論之中也不依附于理論，在這些不同的觀點中，我們注定要被看成迥然相異的東西，而實際上我們乃是共通的活生生的生命，我們在靈魂、全身以及自身內部都閃耀著多彩的光芒。每一個都是過去歷史的產物，且攜帶著未來的意義。誰都不能確定地弄清，它究竟只是一種終結還是成為一個新的開端。對于每一個認為只存在一種關于心理過程的真實解釋的人來說，心理內容的這種活力——它必然需要兩種相反的理論進行解釋——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尤其是如果他只喜愛簡單明了的真理，那么，也許他就不能同時思考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方面。
另一方面，我并不相信，這兩種認識心理的方式——我曾用“還原的”和“建構的”[1]兩個術語來表示它們——的可能性業已窮盡。恰恰相反，我相信關于心理過程的其他同樣“真實的”解釋也應該得到發展，正如事實上有眾多心理類型一樣。而且，這樣的解釋，其本身也如同各種類型一樣，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既會相互一致，也會相互抵觸。所以，應該承認人類心理存在著類型的差異，而且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不應該承認這一點。但科學研究者將面臨著令人討厭的兩難選擇：要么允許關于同一個過程的幾種相互矛盾的理論并肩存在，要么從一開始就力圖去確立一種派別——認定自身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和唯一真實的理論。前一種可能性不僅將遭遇到上述的各種思想看起來一致實際上卻內在相互對立這種非同尋常的困難，而且與理性的道德規范的根本原理之一——“窮理無增于自然之果”——相背離。不過，多元解釋的必要性，在心理學研究中無疑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不像其他的自然科學研究，心理學解釋的對象有著與主體同樣的特性：一個心理過程不得不解釋另一個。這種嚴重的困難已經驅使研究者們去尋找一些奇怪的偏方來試圖解決問題，例如，設想一種置身于心理之外、因而能夠客觀地認識它自身的心理活動的“客觀心靈”；還有一種相似的設想：認為智力這種機能也能站在它自身之外，認識它自身。在這些和相似的權宜之舉中，按照所謂智力將擺脫其固有的束縛自我升華出來的設想，阿基米德式的地球之外的點將被創造出來。我能理解人類對于合意和簡明解釋的深刻需要，但我不理解為什么真正應該屈服于這種需要。我也認為，如果我們能消除這種相互矛盾的解釋之間形成的悖論，將心理過程還原到最簡單的事實如本能的基礎，并解決問題；或者如果我們認為能通過恢復一種形而上學的目標，從而在那種希望中找到安寧，這從美學上說，就太令人滿意了。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以我們的智力努力去揣測的這一切都將以悖論和相對性而告終，如果它確實是嚴謹誠實的探究，而不只是為了合意和便利而捏造出各種“期望的根據”的話。對心理過程的理性的解釋必然導向悖論和相對性，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其理由是，智力是心理的深層機能當中唯一的一種自然意在使人能夠用以建構其對象意象的機能。我們不應該只依靠智力去假裝認識世界。我們同樣也應該運用情感來理解它。因此，智力上的判斷充其量只能是真理的一半，如果它是誠實的，也就會面臨著理解能力不足的問題。
面對類型的客觀存在而否認它們的存在，是徒勞無益的。因此，基于對它們的存在的認識，每一種關于心理過程的理論，都必須被視為心理過程的一種表達，且作為客觀存在的和被承認的人類心理類型的表達而接受價值評判。只有從這種關于類型的立場出發，各種素材才能被匯集起來——它們之間的相互協作將會造就一種邁向更高綜合的可能性。